监高短线交易“众生相” 有人100股“买着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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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高短线交易“众生相” 有人100股“买着玩”

 
       今年以来,A股市场有约160家上市公司董监高或其家属发生短线交易。多数当事人将短线交易归咎于“乌龙指”,并声称交易股票是自主独立判断,不存在内幕交易等情形,但部分案例的“巧合”和“精准”引人猜疑。在业内人士看来,短线交易的惩戒标准应进一步明晰。
 
  随着注册制改革演进、市场活跃度提升,A股市场的短线交易也频繁出现。据初步统计,今年以来,A股市场有约160家上市公司的董监高或其家属涉及短线交易。
 
  多数当事人将违规原因归咎于“不熟悉规则”或“操作失误”,但其中多个案例值得探究。有的当事人一段时间内频繁触及短线交易,迟迟未予公告;有的当事人精准潜伏,3个交易日盈利38%后“闪撤”。
 
  据统计,新证券法实施以来,福成股份、南大环境等公司的“关键少数”因涉嫌短线交易被证监会立案调查,显示监管力度在持续加码。但短线交易案例的惩处实践中,尺度尚待进一步明晰。
 
  高管亲属违规多发
 
  今年以来,A股市场有约160家上市公司董监高或其家属发生短线交易。除了董监高本人,其家属“私下”买股构成短线交易的不在少数。主要理由是,当事人不了解作为董监高家属买卖股票的限制性规定。
 
  其中一些“100股”案例,大概率确因当事人不熟悉规则。比如,宁波色母6月28日上市后,董事、高管陈忠芳的配偶万世君在7月1日买入100股,7月2日卖出100股,此次交易亏了299元。万胜智能实际控制人之一周华的配偶陈蔚于7月6日买入100股,次日卖出100股,短线交易所得5元。*ST百花董事长郑彩红的儿子阎政鹏,4月7日买入公司股票100股,4月13日卖出,未获利。
 
  多家公司独董的亲属也涉及短线交易。4至6月,日丰股份独董韩玲的女儿何凇扬发生短线交易,涉及金额约8万元,盈利3116元。公司称,何凇扬早期于国外留学,刚刚回国,未掌握相关交易规定,也未就买卖股票事项征询韩玲的意见。
 
  也有董监高的亲属,在股票行权后卖出股票构成短线交易,致使“股权激励收益”清零。道氏技术监事余祖灯、何祥洪两人各自的配偶,通过股票期权行权于6月底买入股票,数日后卖出部分股票,构成了短线交易。其中,前者计算短线交易收益8.45万元,后者收益2.56万元,之后两人均将收益上缴给了公司。乐普医疗董事王其红的配偶,因买卖公司可转债构成短线交易,所获3868.54元收益全数上缴公司。
 
  不过,有些案例很难以“不了解规则”的理由服众。比如,ST安控6月公告了董事刘伟之母俞银仙的短线交易行为,其于2020年8至11月频繁买卖,多次构成短线交易,成交金额合计达数百万元,获利16.3万元。这一违规事项,在10个月后才对外披露。
 
  根据证券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上市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董监高构成短线交易的,所得收益归公司所有,公司董事会应当收回其所得收益。其中所称董监高人员及自然人股东等,包括其配偶、父母、子女持有及利用他人账户持有的股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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