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为“传播信用”创造良好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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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为“传播信用”创造良好环境-第1张

国家金融发展实验室副主任日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今后一段时间内,货币调控要点处于两个层面。 一是在总量货币政策方面,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推动实体经济融资成本稳定。 二是在结构优化方面,应加大结构性政策力度,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为“传播信用”创造更好的外部环境。

如果今年市场需要,法定存款准备金率进一步降低利率水平是可选的。 相比之下,调整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的概率较高。

“信用幅度”成为政策的重点

记者:日前,央行表示将提高信贷总量增长的稳定性,但有观点认为这发出了“宽信贷”的信号,您怎么看?

曾刚:先说“宽货币”和“宽信用”两个术语。 目前,市场将传统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分为“货币”和“信用”两个层面。 宽货币是指货币政策操作水平的放松,目的是增加市场货币供应量,衡量的标准是市场整体的流动情况和利率水平。 信用广泛是指金融机构通过贷款、投资等行为,促进社会融资总量和广义货币增长,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从货币政策的意图来看,经常要用“宽货币”来创造“宽信用”,进而创造适合实体经济复苏的货币、金融环境。

从实践上看,“宽货币”是“宽信用”的前提,但未必能得到“宽信用”的结果。 这是因为信用的幅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微观主体的行为,从信用的供给侧来看,金融机构的资金投入意愿和能力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需求侧,实体经济部门投资、消费决策的融资需求制约着信用的幅度。 从这个意义上说,要实现“传播信用”的目标,不仅要在总量货币政策层面维持流动性比较充裕的状态,更重要的是要解决微观层面信用供求两端存在的失配和闭塞,即所谓传统意义上的货币政策传播的沟通机制。

当前,经济整体持续向好,同时也有结构失衡之虞。 进入三季度以来,7月份的经济金融数据不如预期,8月份的PMI数据表明制造业需求在减弱。 在这种背景下,总体宏观调控思路开始强调跨周期调节,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加大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撑力度,“拓宽信用”成为政策关注的重点。

形成新的资金需求来源

记者:在新冠灾祸的影响和“买房”等宏观背景下,如何实现“广阔的信用”?

曾刚:“广币”到“广信用”的传导机制不健全,是因为这几年资金需求的主力房地产、地方政府和住户部门,受到政策调控和疫情的影响,资金需求受到一定的抑制。 在国家战略发展的重点领域和经济薄弱环节,资金需求规模短期内还难以形成有效的替代。 目前,在“房地产不炒”的政策基调下,房地产投资很长一段时间可能很难恢复到以前的水平。 今后一段时间的重点应该是集中于地方政府专项债务的发行来增长投资,但是考虑到地方政府投融资相关管理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和非标准化等影响,其效果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得到发挥。

从更长远来看,下一步应该紧紧围绕《十四五》确定的重点战略,加快关键领域改革,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培育新的发展动能,形成新的资金需求来源。 与此同时,增加对中小零星企业等重要吸纳就业主体的支持,创造更好的就业环境,改善居民收入预期,提高消费意愿。 这些深刻的改革,并不完全属于金融政策范畴,货币政策操作来说,应该顺应国家发展和经济结构调整的大方向,积极引导金融机构,更好地为实体经济中长期的高质量发展服务。

记者:今年再次降低基准的可能性越来越大,下半年货币调控会降低基准,降低利率吗?

曾刚:在总量货币政策层面,要继续合理充裕地保持流动性,稳定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政策部门需要根据实体经济和金融市场的变化情况,充分利用各种货币政策工具(流动性管理工具、法定存款准备金以及利率等),加强市场流动性的调节和融资成本的管理。 在市场需要的情况下,法定存款准备金率进一步降低利率水平也是可以选择的操作。 但是,调整法定存款准备金的概率会比这更高。

一是因为存款准备金的调整,改善市场流动性的效果更直接,而且降准存款可以有效降低银行的资金成本,在“宽信贷”层面上,可以为增加银行的资金投入,降低信贷成本提供更好的激励。 二是法定存款准备金成为我国货币政策调控的重要工具,是外汇占高企时代的伴生物。 随着我国外汇占款增长率下降、基础货币供给机制转变,需要优化和调整相关制度,适度降低法定存款准备金也是中长期制度改革的基础。

货币调控齐全

记者:面对当前经济复苏面临的新挑战,今年应该如何更好地发挥货币政策在稳定增长中的作用?

曾刚: 6月以来,中央层面对未来宏观政策的思考越来越清晰。 7月7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在坚持不实行洪水大量灌溉的基础上,维护货币政策稳定性,提高有效性,适时降低等货币政策工具,进一步加强金融对实体经济特别是中小零星企业的支持,促进综合融资成本的稳定

降。强调总量政策的稳定与延续,通过降准等工具继续推动实体经济综合融资成本下降。此外,继续加强对中小微企业等薄弱环节的支持,通过保市场主体来实现稳就业、保民生。国常会之后,中国人民银行于7月15日下调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总计释放基础货币约1万亿元,有效降低了银行的资金成本。7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会议更为注重中期经济下行和结构调整压力,因此无论是财政还是货币政策,都更为注重“跨周期调节”。在宏观调控政策方面,除延续“稳健的货币政策要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的说法外,要求“助力中小企业和困难行业持续恢复”,这与7月7日国常会的提法保持一致。9月1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今年再新增3000亿元支小再贷款额度,支持地方法人银行向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发放贷款”“发挥地方政府专项债作用带动扩大有效投资”,进一步明确跨周期调节重点。

  总体来看,未来一段时间,货币调控的着力点在两个层面。一是在总量货币政策层面,继续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推动实体经济融资成本稳中有降。二是在结构优化方面,加大结构性政策力度,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为“宽信用”创造更为良好的外部环境。一方面,提升信用供给端(各类金融机构)的供给能力、优化供给结构,是金融政策部门关注的重点,具体的政策包括:通过专项货币政策工具(直达实体的货币政策工具、专项再贷款、再贴现、精准减排的货币政策工具等),向金融机构提供中长期、低成本资金,用于对特定主体和特定领域的支持;完善监管制度,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国家重点战略和薄弱环节的支持力度,具体包括自主科创、中小企业、乡村振兴、绿色金融等。支持金融机构(特别是银行业)的资本补充,提升金融机构的信贷投放能力;完善信用风险分担机制,建立和强化政策性担保机构的风险补偿制度,为金融机构支持薄弱环节(特别是受疫情影响较大的中小企业)提供更好的政策支持等。另一方面,需改善实体经济的信用需求意愿和能力。不断培育新的发展动能,形成新的资金需求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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